关于父亲的死，金庸在自传体小说《月云》里写道：“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，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，欺压农民，处了死刑。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，伤心了大半年，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。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、上万，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。在宜官心底，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，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、妻离子散，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，她常常吃不饱饭，挨饿挨得面黄肌瘦，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，经常担惊受怕，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，她说宁可不吃饭，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，然而没有可能。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，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。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，他爸爸、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，没有欺压旁人，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，自己过得很舒服，忍令别人挨饿吃苦，而无动于衷。”

在此不得不说，金庸算是眼界开阔，没有纠结于一家一姓的利益得失，而是看到了土改的必要性，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必要性。不过，他父亲的死其实跟土改无关，而是死于土改之后的“镇压反革命”运动。当时 KMT 残余势力各类匪特盘踞于内，外面爆发朝鲜战争，形势严峻。这个时候镇反必然进行，不太可能等尘埃落定再来慢慢料理。

很多文章说金庸的父亲是如何被地痞诬赖、被栽赃，被错杀，很大程度上是在配合现在网上对土改颇有微词的舆论大环境。其实当年处不处决，不是看是否是地主，更关键的是有没有血债和仇家，例如贵州枪毙了所有没跑的八十多个县长，因为贵州的抓丁、贩毒太厉害了。

当时法院判决金庸父亲的罪名是“抗粮不交、窝藏土匪、图谋杀害干部、藏匿枪支”。从某些辩护性叙述看，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。当时查树勋确实少交了粮食（辩护言论称“粮食在佃农手里，佃农自己交了，查树勋家所交的粮就少了”），确实在家里窝藏过土匪（辩护言论称被窝藏的土匪其实是查树勋的小舅子，但就算以现代眼光看，这也算得上“包庇罪”），确实从家里搜出了枪支（辩护言论称是小舅子偷偷藏的，查树勋夫妇并不知晓）。

1981 年 7 月 18 日，邓小平会见查良镛，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要收回香港，需要用金庸，金庸是香港最有影响的人。邓小平跟他说，以前的事儿咱就不算了，团结起来向前看。因为有了邓小平这句话，几年后，1985 年 7 月 23 日，海宁县法院撤销原判决，宣告他父亲无罪。这事挺值得研究的，他父亲到底有罪没罪？是原来的判决错误，还是这个撤销判决错误？当地政府显然是根据新时代的要求，为了讨好金庸，做了这么一个决定。

那金庸是怎么回复的呢？金庸致信海宁县委，说“大时代中变乱激烈，情况复杂，多承各位善意，审查三十余年旧案，判决家父无罪，存殁俱感，谨此奉书，着重致谢。”金庸这个信写得非常得体，是吧？人家是善意，要感谢，但他没有说对不对，他把是非含糊过去了，而又巧妙地用了春秋笔法，“大时代中变乱激烈，情况复杂。”是这么评价的，没说你们这个撤销就是对的，但是承认你们对我好，我感谢。这是金庸对这个事情的态度。